12月的雪后，我在一辆破旧的出租车上行驶过枯黄的土地。

这是晋北的一处小路。说是公路，确实比裸露的土路要好一些，但也没有好太多。被轮毂溅起的砂石，不时重重地敲打着车门。路两旁便是冬天的田地，显然长久时间未经打理，只凌乱地戳着某种作物收割后枯败的茎。其余地方便散落着雪，这水的固态潦草地覆盖在土地上，像一种无关的外物，土地裸露的部分未被丝毫浸润，仍然干燥、皲裂。也正在这田间地头里，匍匐着一些新新旧旧的坟茔，站着一些形状特异的树，沉默地标志着死，也宣誓着生。

这片土地带给陌生来客的第一直觉，是苦难。它让人直觉性地畏惧其下深埋的东西：人的骸骨，万物的骸骨，时间的骸骨……最终一切都会变为刚刚超过的那辆运煤车上的、黑色的煤块。抵近这些巨兽时，我意识到它们如此高大，以至于我只能看到它们的轮毂和底盘，它们像激怒的象群，嘶吼着向前冲去。而就在它们的队列里，夹着一辆洋红色的出租车，想必观感是怪异的。就像在看一些80～90年代的电影时，我便不知道那股从头到尾的尘土味道，究竟是来自镜头记录，还是胶片本身。

（卡车，应县，MrQ，2025.12）

为了缓和一下焦躁，我看向后视镜：一座巨型木塔的轮廓，水印般浮现在地平线上，孤独而突兀，让人想起刚才还站在它脚下的震撼。这是近一千年来此地最具标志性的景色。千年前，辽朝二后于此捐建巨构，不纯粹为了礼佛，也希望让南方的宋人知道：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何等能量的对手——建筑在历史上总是扮演这样的角色。我忽而意识到，没错，这里就是千年前的辽宋边界，就是塞外，就是边关。

在这条边界线上，或有兵马粼粼、流民遗泪，也有文人出塞、巨贾入关。如今，来往的身影早不可见了，其中寂寥，只给人一种“中华腹地”的直觉。北国冬日的日落极早，不久，我便见识到暮山之紫——夕色落在山脊上，果真是这样纯粹而奇幻的色彩。古人诚不我欺，我在心里这样感叹。我不明白紫色何以出现，或许是夕光在扬尘里折射了无数次，把“赤橙黄绿青蓝”全都刷掉，最终所剩下的颜色。而这样一想，反倒让我更关心这场仿佛从没停下过的沙尘——北国的空气总是更浑浊一些，像弥漫着粗粝的雾气，你无法抵近它，却无时无刻不在穿越它，它是时间的一部分。

这就是边疆。

（另一处的暮山之紫，大同，MrQ，2025.12）

边疆史是很有意思的学问，但是一个人和边疆要寻一个“缘分到位”的时点。对于我这样久居长三角的人，北魏、辽金，和那个在中原心里遗憾了四百年之久的燕云十六州，都是缥缈、边缘的概念。但到了山西，到了大同，当出租车司机跟我很自然地谈起北魏和北齐的时候，我下意识地疑惑：“他怎的如此博学？”。换过角度一想，他所讲述的，大概只是他们耳熟能详的、对“我们从哪里来”这个问题的回答。当我和一位同出身塞外的朋友谈起这个故事时，他颇为感慨地说：我们这里的人，性格中总有一种语言难以表达的沉厚，这就是我们所经历。而我们也因而热爱谈论历史，因为历史像一场随时都能重演的苦难。

我感到：尽管共享一个政治和文化共同体，但南与北的历史叙事仍然迥异。只有到了这片土地，眼见着这片土地的本貌和寄生物，这些历史才终于开始与我有了缘分。在云冈的大佛、应县的高塔下，我开始有动于衷。是为缘起。

（工业文明似乎也带着历史的印记，MrQ，2025.12）

“中心和边缘”是陆地帝国史的经典话题，它们概括了一系列的对立关系：稳定与动态、统治与臣服、主流与少数…对中国而言，也是如此。“边疆”是个不容易讲清楚的话题——它始终是麻烦的根源，却也是活力的来源。而历史的评价，则因为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变得尤为复杂。比如最近关于明清史的诸多争议，实则折射出中国作为一个“伪装成国家的文明”（白鲁恂语）在民族国家的时代里面临的挑战：我们应该怎么把“民族”变成一个更包容、非排他的概念？

答案在历史里：中国很特别。很少有陆地帝国是中国这样，困于边疆，却也被边疆持续地重新定义。罗马没有（它与蛮族作战、被蛮族取代），俄罗斯没有（它“内部殖民”了蛮族的土地），奥斯曼也没有（它追求普世主义，但败于民族主义）。这些帝国的统治和被统治是单向的，一旦关系逆转，便走向解体。而中国特别之处是，边疆始终是动态的，双向的。若中原秩序走向崩溃，边疆既是这一进程的关键推手，但也是新的秩序来源。

如果说边界是一条线（这或许是现代地图和民族国家时代才有的概念，在古代，边界或许更是模糊的地带），那么，边疆张力存在于这条线的两侧，哪怕在中原这一侧。在中原秩序出现断裂时，我们更能观测到这种张力，边缘的力量总是在再造中国：比如战国时，最具竞争力的无外乎秦赵两国，对抗异族的最前线并不仅给他们带来的消耗，也有求变的机会。两国活力来自边疆，边疆意味着新的土地、战争资源以及改革的可能。有观点认为，秦处于列国最西，因而能够在新开拓的土地上摆脱分封、实行郡县，是为改革的要素；赵处于最北，胡服骑射的增益自不必说。相比起来，齐虽然占尽了经济地利，却未能在战国后期成为一个有竞争力的选项。而在秦汉之后，当中原文明陷入第二次断裂时，来自边疆的——如果上一次边疆的活力还只是一种由外而内的“映射”的话，那么这一次，它便是纯粹的外力，鲜卑的北魏整合了北方的秩序，开启了隋的一统和唐的繁荣。

当中心和边缘的力量逆转，历史的主动权往往交给边疆（尤其是北方的边疆）。为何如此？其中有地理上的原因：太行山是华北平原的屋顶，北人“出山”易，而南人“入山”难，这也使得华北平原这一中原文明的核心，在地理安全上天然更依附于边疆，这和破碎的南方地理而言，更适合一个统一力量的出现。当然，制度的原因同样重要：南方往往继承了旧秩序的沉疴，比如深陷门阀政治和庄园经济的南朝，而北方的边疆则有新的力量。有趣的是，虽然华北贵为旧文明的中心，但对于那些崛起于边疆的新力量而言，则是新的边疆，这蕴含了的更多冲突和融合的方向。这一点逻辑在地图上不难得到，但是久居南方，是难以有切身体会的。

归根到底，游牧和农耕是按生产方式区划的两类民族，而生产方式必然和组织方式和财富连结在一起，这决定若要跨过二者的分野进行统治，就必须尝试融合两种方式。从社会基础讲，游牧中的个人更多时候游离，而农耕中的个人，则往往生来就在组织和集体当中。这意味着，在成吉思汗将游牧的力量转化为“以战养战”的战争机器前，伟大的建筑工程和大规模战争的能力，多数时候都是农耕的优势。因而，也不难理解两种文明在经济和财政模式上的区别：游牧文明更亲贸易，也更倾向于向流量的贸易征商税；而农耕文明则倾向于向存量的土地和人口征赋役。因而在社会形态上，游牧的社会气氛（至少在初期）是开放和流动的，而农耕社会则更趋于稳定和保守。这一切换尤其可以从元明之变上看到：在开放但动荡的元朝之后，明朝转向了保守的“洪武体制”。这一政策固然带有明太祖的个人色彩，但也集成了那一代人对于“如何治理”（吸取元末大崩溃教训）的反思。最终，商业的流动和异族的统治一道承受了归咎，遭到了抛弃。

当然，这不是说游牧的社会有多好、治理水平有多高。从历史的结局看，从边疆到中原，从农业到商业，互相渗透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剧烈的冲突。对于边缘的新兴力量来说，占据旧文明的核心并不容易：它们都要面临同一个选择：如何固化他们的占有、构筑自身的合法性？在这里，每个看似、正确的选项都有可能通往错误的结局——政治是动态的。同样还是以北魏和元朝为例。

如今令人惊奇的云冈石窟，是北魏平城时代的国家工程，也彰显了佛教作为北魏国家信仰的地位。但令人费解的是，云冈之肇建，恰在太武帝拓跋焘大力灭佛之后。为何北魏出现了这样一种“急转弯”？或许答案之一，来自北魏政权对中原社会的观察：既然一种外来的信仰能够被一个社会如此普遍地接受，以至于难以根绝，那么外来的统治或许也可以构建于其上。于是在云冈最初的昙曜五窟，用五尊大佛代表五位北魏皇帝，可以被认为是政教的和解，以及相互俘获。不过随后，北魏政权就找到了更直接、稳固的方式：通过“汉化”建构合法性。这成了未来所有入主中原的边疆政权要面临的课题。但汉化这一步走得太快，自然会有问题，核心在于统治集团的分裂。孝文帝选择迁都洛阳来边缘化平城的鲜卑贵族，其与其后人也以对南朝的战争来缓释汉化的压力，那么，一个本就分裂的统治集团，又如何面对帝国内部分崩离析的力量呢？北魏之亡，亦是其内部中心与边缘斗争的结果，来自其内部“边缘力量”的反叛。

（云冈石窟，MrQ， 2025.12）

而轮到蒙古，逻辑是类似的。皇帝们在汉化和蒙古传统的问题上摇摆不决，而“路线之争”又和权力交接等问题（接班是蒙古始终绕不开的制度缺陷）交织在一起，在皇帝频繁更换的元中期，引发制度化进程的频繁回头。而路线的不笃定意味着，元朝既无法像中原王朝那样汲取存量的农耕财富、构建一个稳固（但有周期）的农耕帝国，也无法构建一个依赖商贸流量的游牧帝国，因而表现出来的是“集二者之弊”：既缺乏经济上的动员力，又充满政治上的脆弱性。其90余年的国祚走到最后，不可避免地碎裂为一地各自为战的军阀。

这里或许值得一提的是清朝，相比以上两代，便颇有些不一样的色彩。不少汉学的研究指向了一种类似“哈布斯堡王朝”的建构，即清朝皇帝头顶汉地、蒙古、中亚的“几顶皇冠”。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，清朝“中心与边缘”的斗争没有引发灾难性的后果，其平衡满洲贵族、走向汉化、走向集权的政治路线是确定的，同时也维持了“小财政”，所以到危机来临、支出需求剧增，进一步的汉化、税制改革（关税和厘金）、军事改革都成了其最关键的政治余量。所以，当我们反观充满波折的晚清年代，会发现尽管充斥着各路危机和问题，但它的韧性似乎相当不错。当然，帝国军阀化的结局倒是类似的，这也是王朝末世有限的政治选择的必然结果——中央为了存续而被迫给出去太多权力，而这种苟延残喘之计，又给未来“收拾旧山河”提供了难度 。

历史的案例展开是收不住的。关于边缘与再造中心的力量，我最直观的感受来自北齐壁画博物馆的一幅壁画：画面中央端坐着不苟言笑的墓主人，仪仗盛大；而在画面的边缘，有一头拥有一双漫画般大眼睛的牛、以及两位欢笑着赶牛的胡人。这是古往今来、中西的画师都爱用的小技巧——将主题置于绘画的中心部分，但把画面的边缘，塑造成趣味和动态细节的游乐场。就像很多人谈论起历史的主题总说：中国在一个个王朝周期中结束后回归原点。远看或许如此，毕竟国家和霸权说到最后，都无非“兴与亡”两个端点而已。但我们不能假设历史因周期性而停滞——中国这个文明从来都是忒修斯之船，而它的历史如何，更在于你亲历的方式。你的眼睛，就是有感于过去、震撼于未来的首要窗口。

（壁画边缘的牛，北齐壁画博物馆，MrQ，2025.12）

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