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实不需要仔细观察，大家都会发现一个极其分裂的景象。
在公共社交平台上，60后和70后的大佬们依然在卖力地演讲、发微博、攀珠峰，试图教导年轻人如何生活、如何思考，甚至如何爱国。
而掌握了互联网新命脉的80后巨头们，却成了一群神秘的隐形人，刻意远离公共争议，拒绝成为舆论焦点。
为什么会有这种从“指点江山”到“闷声发财”的剧烈反差？
无处安放的庙堂情结
不知道为什么？对于上一代企业家而言，商业从来不仅仅是生意，它是通往社会声望的阶梯。
无论是王石、李东生、雷军，乃至上古企业家牟其中，这批成长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企业家，普遍患有一种深重的士大夫情结。
在他们的潜意识里，赚钱只是手段，最终目的是要“立言”——要进入主流话语体系，要与庙堂产生连接，要为国家和民族的宏大叙事提供注脚。
所以，你会看到王石不厌其烦地谈论环保、运动与企业公民责任，他的叙事基调总是宏大的；你会看到当年的凡客陈年，敢在公开场合痛批周杰伦，那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式的指点江山。
他们太想扮演“教父”或“导师”的角色了，希望能够传道授业解惑。
即使是看似极客的雷军，也无法免俗。他亲自下场发微博，享受那种众星捧月的感觉，享受在春节后成为全民偶像的高光时刻，甚至连茶杯的样式都要开15次会去讨论，然后广而告之。
还有京东的刘强东，也热衷于春节期间给乡民发钱，跟快递外卖小哥共饮，这种事无巨细的介入，本质上是一种极致的掌控欲。
对于这一代人来说，如果成功了却不能表达，不能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，那种成功就是不完整的。他们想要做当代的“衍圣公”，享受商业之外的文化解释权。
简而言之，他们都想要在商业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。
80后：极致实用主义
然而，当我们去观察80后的企业家就可以发现，张一鸣、王兴、黄峥，这批执掌着字节、美团、拼多多的新贵，展现出了一种令上一代人费解的冷漠。
他们不是没有表达欲，他们只是厌恶或者害怕在公共社交平台表达。
在他们的逻辑里，所谓的庙堂不再是向往，而是充满不确定性的高压线。他们是纯粹的极致实用主义者。他们不关心能否成为精神导师，只关心算法是否高效，业绩是否增长。
我猜，“我把企业做好不就行了吗？”是他们共同的心声。
于是，我们看到黄峥早早隐退，张一鸣卸任CEO后几乎销声匿迹，王兴关闭了饭否锁上了嘴。
他们深知，在这个舆论环境复杂的时代，隐身才是最大的安全。
他们是害怕的，这种恐惧，让他们进化出了一种极其务实的生存策略：远离宏大叙事，拒绝成为偶像，只做商业机器背后冷酷的操盘手。
谈谈公关
两代人的差异，也导致了截然不同的企业公关灾难。
60/70后企业家的危机，往往源于“话多”与“过度自信”。更像一个大家族的族长，人治的领导驱动是整个企业快速发展的基石。
无论是此前西贝贾国龙在争议中的反复解释，还是刘强东那充满江湖气的兄弟论，本质上都是一种老板的一意孤行。他们习惯了顺境中的掌声，认为自己身经百战，不需要听从公关团队的专业建议。
他们把公关当成矛，而非盾牌。
当公众情绪已经对立，他们非要跳出来对抗，结果往往是“大家本来想放你一马，你非要出来送人头”。
而80后企业家的“危机”，则更多源于冷漠，他们的沉默有时会被解读为傲慢，就像一台机器，除非拉下总闸，否则流水线不会停下。
此前拼多多22岁员工凌晨下班途中猝死、字节28岁工程师加班后在健身房突发意外离世、美团因算法严控骑手被《人物》杂志深度报道引发热议，这些事件中，他们个人多以企业声明回应，鲜少直面公众。但从结果来看，这种冷处理往往比上一代人的热回应要安全得多。
中国商业界的“教父时代”正在落幕，取而代之的，是张一鸣式的工程师思维。他们不再试图用价值观去感召你，而是用算法去服务你（或者控制你）。
从王石的登山感悟，到俞敏洪面对“双减”转型、董宇辉事件时的高频发声与公开信回应，再到雷军的微博自拍，那是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对“立言”的最后倔强。他们依然渴望被看见，被崇拜。
但王兴和张一鸣们选择在阴影里，悄悄地赚钱，打枪的不要，静静地看着这个世界。
本文仝志斌（老铁）亦有重大贡献。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