"随着2025年的结束，这个世纪已过去四分之一个年头。这四分之一个世纪给我们留下了什么? 或许目前为止，更多的是变化中的措手不及和对未来的茫然。曾经脚下坚实的地面正在一点点偏移、开裂，所有人都亟需找到新的立足点。
好在还有阅读。任时代如何变化，书籍永远可以给予我们启示，甚至可以说，书籍正是审视变动的产物。一代代写作者都在尝试给出自己的回答。而我们，作为阅读者，也同时承受着这份考验。

一
年底和老朋友聚会，有人感叹：“现在的年轻一代很难。要说起来，我们那时候也难啊，但那时候哪怕物质上匮乏，精神上却是乐观的，总觉得未来是有希望的，但如今的年轻人看不到希望。”
我想，所谓“希望”并不只是一种乐观的想法，更重要的是一份应许：只要你照一定的路径走（例如好好读书、努力工作），就能得到回报。正是这种稳定可预期的前景带给人希望，你不用多想，只要照做就行。然而现在已经没这回事了，哪怕你学历光鲜、勤勤恳恳，仍有可能失业。那种感觉就像一脚踩空，在失去立足点之后陷入迷茫，因为你无法将自己的行为和结果建立起关联，就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才好了。
社会学家齐格蒙特·鲍曼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社会心态的变动，他说，过去人们恐惧的是具体的东西，例如路上遇到流氓怎么办，但如今可不同了，“现在的恐惧更任意、更分散、更模糊”：
“你为一家公司工作了30年。你受人尊重。突然，一家公司吞并了你的公司，你的公司开始拆卖资产。你被解雇了。如果你50岁了，那你几乎没什么机会再找到新的工作。今天，很多人生活在这样的恐惧之中。它是凭空冒出来的，不可预防。”
这就是“危险”与“风险”的区别：“危险”是某种具体的东西，你知道自己怕的是什么，也能采取预防措施来应对；“风险”则是充满不确定性、常常随机降临在我们头上，那不是我们所能掌控的，更难以有效预防。因此，同样是寻求安全，实际上内在的心理驱动机制大不一样，以前你或许可以通过拼命赚钱来避免陷入穷苦境地，但现在，很多人却想考个编制，宁可少挣点钱，但稳定。
更关键的是，随着传统的共同体纽带逐渐瓦解，个体既获得了独立和自由，但与此同时，每个人也只能独自面对风险。其结果，正如鲍曼所言，过去的人们厌恶被太多禁令束缚，但现在，“我们苦于可能性的过度”，虽然看起来很好，但当代人却更易陷入焦虑、抑郁和恐慌，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下远比之前的大多数社会更执着于安全。关于当下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引起的恐惧笼罩着我们”。
从这一意义上来说，当代社会尽管在治安上更安全，但生活在其中的个体却比以往任何时代更为脆弱，因为你已经获得“自主”，因而你人生的任何成败都只能被归罪于自己，然而，实际上你却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——你以为站在坚实的大地上，但往脚下一看，才赫然发现那只是一块浮冰。
二
个体很难对抗这种困境，因为在这个个人主义的时代，失业是一种污名。优绩主义的神话深入人心，它让包括受害者在内的所有人都不假思索地认定：如果一个人失业，那肯定是其能力、性格等方面存在什么问题，结果造成一种恶性循环——一旦你失业，就被贴上了“失败者”的标签，而你想要摆脱它的过程不但艰难，有时甚至让你更难爬出那个陷阱，因为失业得越久，就被认为越有问题，从而更难找到工作。
在此，最令人难以接受的一点，是求职者永远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得到那份工作。假如你得到某个反馈，那你至少可以调整自己的行为，知道哪里有所欠缺，也就可以据此改进，提升下一次成功率。然而，当你既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落选，对方也不愿意指出你的问题所在，那你就茫无头绪，找不到努力的方向。
这种焦虑、内耗肯定很折磨人，但有必要指出的是，并不是所有人都急于消除它，因为有时它对管理者有利。通用电气那位摇滚明星般的CEO杰克·韦尔奇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做法成了华尔街的英雄：无论公司盈利与否，都会定期裁员。这意味着，无论你所在团队的整体表现是否出色，每年都会有人丢饭碗。
所谓的“末位淘汰制”人为制造了一种焦虑感：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，你确定无疑地知道自己身陷风险之中，只能拼命奔跑，因为当老虎在后面追的时候，想要免于一死，就只能比别人跑得更快。换句话，这种管理方式正是利用了人的恐惧心理，它需要在劳动力市场上制造出一批陷入随时待命的失业者：当你需要那份工作生存下去时，不但能接受自己本来无法接受的劳动条件，甚至可能不惜透支自己来保住饭碗。
这种心态涉及我们社会的一个普遍信条：根据工作伦理，唯有工作才能让人获得自我的价值感，是良好的健康状况和精神品格的来源，而没有工作的“寄生虫”则被妖魔化。尽管很多人觉得工作毫无乐趣可言，但那似乎是成年人生活的唯一支点，正如《对工作说不》一书中所言：
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工作代表着家庭之外的社会生活的主要中心。在物质富裕的社会中，工作是使得我们能够进入既定生活模式的最传统、最容易实现的方法之一。从事有偿工作也是长大成人的标志，表明孩子已经成熟、实现独立，并懂得了生活在‘现实世界’里意味着什么（在这个世界中，应当抛弃年轻时不切实际的理想，埋头工作）。”
在当下这个时代，原有的工作伦理已经渐渐动摇，因为工作的可获得性已经与个人的学历、才能和努力渐渐脱钩，到这一步，一个人如果仍然将自我价值与工作绑定，那难免会陷入自我崩塌的境地。要获得新的立足点，唯有转向自我，从自主活动中获得满足感。
当我们仍然为恐惧所支配时，是无法想象可能性的，事实上，当下出现的一幕是：有更多人宁可牺牲掉可能性，忍受单调、无聊和疲惫，来换取暂时的安稳。作为个人，以这样的自我设限来换取生存机会，这无可厚非，但从全社会来看，这无疑是可悲且低效的，因为太多社会成员的创造力都没能真正发挥出来。
变动的时代也意味着有更多可能性向我们敞开，与其留恋、恐惧原先所立足的支点动摇，回头去抱大腿，不如在此时静下来好好反思，看清新的方向，想象新的可能——那并不只是空想，而是促使我们超越那些太过熟悉的旧模式，探索新的道路。一如大卫·弗雷恩所言：“无论危机如何升级，除非我们社会对另一种可能的替代方案持开放态度，否则积极的变革就永远不可能发生。”
三
在这个时代，或主动或被动，人们逐渐演化出两种生存策略：一是重新寻求确定性，二是不停变动，在变动中适应不确定性。这两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，有时甚至奇妙地统一在一起——最典型的就是近年来越来越多年轻人“在上班和上学之间，选择了上香”，乍看似乎是“迷信”了，但其实是他们在面对巨大风险时，求助于神灵这一外部力量来获得确定性，而与其同时，他们也寄望于不可捉摸的“好运”能为自己的生活带来改观。
我当然理解这也是迫不得已，然而，仅仅这样是不够的，因为这仍然是向外求，旨在“更好地适应一个不断变动的外部环境”，但就像我们的祖先一样，恒温动物之所以能在进化中获得优势，是因为它们建立了一个“内稳态”：不论阴晴冷暖，它们的身体内部始终恒定不变。
让我们面对现实：要活出自我，既不能指望神灵，也不是一个运气好坏的问题，那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。德国电影导演沃纳·赫尔佐格的自传《灵魂的风景》就是一份很好的证明：在他看来，生命是需要拼尽全力去“活出来的”，只是“活着”根本就算不上真正“活过”。
在他看来，大自然是无情的，它不在乎人的生生死死：“我环顾四周，丛林在同样火热的仇恨中愤怒地蒸腾着，而那河流则以庄严的冷漠和讥讽的居高临下的姿态，对一切视若无睹：无论是人的辛劳、梦的负担还是时间的折磨。”
从这一意义上来说，我们当下所面对的风险并不是全新的事物：人类从来就不是自然的主人，大部分人也从来没弄清楚过“自然规律”，对他们来说，那和“飞来横祸”一样属于随机事件，而他们也只能随机应变地“适应”。但赫尔佐格强调，人性的尊严就在于，尽管你不能成为自然的主人，但可以成为自己的主人，哪怕明知道某件事注定会失败，但还是值得义无反顾地去做到底。
这种道德勇气，其实和中国文化传统中所说的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很接近。真正的立足点，并不是找到一个铁饭碗、一份新爱好，而是唤起内心的勇气，能投入地去做自己认定有价值的事。这才是真正活出了自我，只要你经历过，就能感受到那种触动灵魂的震颤。
汉娜·阿伦特曾说过，真正的关键不是外部世界的好坏，因为我们始终有选择，只要你不丧失希望和勇气：“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，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，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，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、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。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，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，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，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。”
如果你看不清那一线光，那也没关系，好好活出自我就好，因为你并不知道，在某个人心里，你就是那微弱的光亮。"